六个故事读懂老外留守中国共抗疫情领导有方、措施得力、令人安心

意大利人普拉托:中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力量

意大利科学家萨拉·普拉托是江汉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副教授。她和儿子马泰奥一起在武汉生活了8年,他们本可以在疫情初期就回到意大利,却选择了留下来。

普拉托解释说:“我不想离开武汉,这里就是我的家。在这里,我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。”

乌鲁木齐国际机场楼宇被大雾笼罩。何永贤 摄

“确实有的孩子已经提前学过了,也确实有的孩子接受得快。”王慧说,但其实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已经掌握了,那些没掌握好的孩子,便在作业和考试中频繁遇到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,很少有家长能做到“内心不慌”,很多家长用给孩子报课外辅导班缓解这种焦虑。

“阅读了2018年12月教育部发的‘中小学减负30条’后你会发现,政府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减负。”林小英说。

正如有专家所说的那样:中国教育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现象:“家长越位、老师让位、学生错位”,本该老师做的事却交给校外培训机构,本该孩子做的事却有不少是家长代劳,在混乱的状态中孩子最终可能会迷失了方向。

按照这样的划分,可以看到当前学生的学习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的变化。

林小英从学生的学习行为入手,进行了详细的分析。她指出,学生的学习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进行划分:从空间上看,可分为校内和校外;从时间上,“根据学生意愿的自主性,可以分为‘自由学习时间’和‘非自由学习时间’。”林小英说,学生在校内的时间中,凡是进行必修课程的学习就属于规范性学习,也就是“非自由时间”。而在学校内的闲暇活动,就是自由时间。回到家,完成家庭作业是“非自由时间”,纯玩就是“自由时间”。

确实,在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各自守好自己的站位,老师该管的事情留在学校,家长的责任留在家里,最重要的是充分尊重孩子,不仅要尊重他们学习的权利更要尊重他们自由玩耍的权利。(樊未晨)

“以前,四个象限大致是均衡的。学校也都差不多,学生只学好数理化语数外就行。”林小英说。现在,探究性学习再加上各有特色的校本课程,很多作业是孩子无法独立完成的,不少家长有这样的经历:孩子写完作业睡觉后,家长开始上网查资料,帮助孩子完成研究性的作业。

俄罗斯人唐曦兰:我对中国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俄罗斯人唐曦兰(Podareva Anastasia)在浙江省杭州市学习和生活了7年。疫情发生后,她选择留在杭州,并以诗歌表达支持。 唐曦兰表示:“中国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所体现的团结和勇气令我印象深刻,并让我深深感动。在我看来,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力量和魅力所在。” 她注意到,在抗疫期间,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面对挑战,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加入了战斗,民众响应政府呼吁待在家中,组织和个人自发捐款。 她说,中国采取的有力措施打消了我的疑虑,也让我在俄罗斯的家人更安心,我对中国战胜疫情充满信心。 唐曦兰相信,在疫情结束后,中国会投入更多营造更加清洁和美丽的环境中,民众也会更加享受健康、快乐的生活。 巴基斯坦人尼亚齐:一些国际媒体没有公正报道 巴基斯坦人穆罕默德·穆萨汗·尼亚齐是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留学生。作为疫情的见证者,他认为一些国际媒体没有做出公正报道。 尼亚齐说,面对疫情,中华民族斗志昂扬,作为一个见证者,我很感慨。“他们上门提供口罩、消毒剂、药品、食物……还有精神上的支持。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,但是他们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” 他进一步指出:“我对一些国际媒体起到的负面作用非常失望。2020年一开始就遇到各种灾难,比如澳大利亚丛林大火、威尼斯洪水、土耳其和日本地震、东非和南亚的蝗灾。为什么偏偏要对新冠病毒进行如此负面的报道呢?” 尼亚齐表示,中国人在以最好的方式与病毒作斗争,我将待在这里,支持我们的朋友们,并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安全之地追求我的目标。 孟加拉人巴布卢·库马尔·达尔:我们与中国并肩作战 孟加拉人巴布卢·库马尔·达尔去年12月来到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的烟台职业学院任教,见证了学校是如何帮助教职人员和学生应对疫情的。 他说,有关部门提供了充足的水、食物、水果、口罩、医疗设备、药品还有室内游戏设施,即便是在农历新年假期也没有懈怠。 对于那些需要回国的国际学生,有关部门也给予了充分的照顾。这些学生在接受了全面和定期的健康检查后,回到了各自的国家。 达尔表示:“我们过去、现在和将来都与中国站在一起。” 在达尔看来,正如中国此前所证明的那样,它有足够的潜力来迅速应对疫情的暴发和这种局面。 伊拉克人阿部:中国好 世界才会好 伊拉克人阿部(Ghamgeen Izat Rashed)在武汉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学院任副教授。疫情发生后,他一直留在武汉。 阿部说:“疫情发生后,按照政府的要求,我和家人尽量不出门,出门就戴好口罩。我们取消了回家吃团年饭、拜年等活动。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珞珈雅苑的家里待着,我岳父岳母一家在汉阳,大家都在家里没有出去。我们在家看看新闻、影视剧,每天消毒、锻炼,指导孩子学习、陪孩子玩,我们的生活很充实。” 他表示:“我对中国防治疫情有信心。我会一直待下去,我不会离开武汉的。中国好、中国人好,世界才会好。” 【编辑:朱延静】

“‘家和校’要做到不能相互伤害、相互挤压、相互排斥。”林小英说,不是我们减负的决心不够,也不是政策力度不够,而是在制定政策的同时,还要厘清与此相对应的几个主体之间的关系,并且最大限度地分清责任,不能让“减负”成为“转负”。

她表示:“我对中国人民以及辛勤工作的医护人员充满信心。与一开始的情况相比,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中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力量。”

而对于家长来说,在这种“家和校”“学和玩”界线模糊的状态下,焦虑也在逐渐增加。

一位家长这样告诉中国青年报・中国青年网记者,每到放假,学校会留体育作业,其中一项便是跳绳。这本是督促孩子锻炼身体的好事,但是却让这位家长犯了愁,因为学校要求孩子每天拍视频上传并记录数据,自己上班没时间管,孩子每天要上课外班也时间不充裕,“我还真找到了这样的机构,这样跳绳这项作业就可以交给机构了。”这位家长说。

“家和校”“学和玩”之间的界线不再清晰之后,这个模糊地带便让给了课外辅导机构。林小英的这个观点,得到了一些家长的印证。

这个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、号称史上最严的减负令,剑指中小学课业负担重这一痼疾,对校内、校外、家庭、政府四方面减负工作全面明确责任并提出要求。

政策已经达到了“史上最严”,政策所表达出来的减负决心已经足够大,而减负的效果依然不是很显著。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,寻找突破的可能?

林小英用“自由学习时间”、“非自由学习时间”和“校内”、“校外”组建出了四个象限。

“正是这种界线的不清晰和模糊状态造成了学生家长的负担越来越重。”林小英说。学生的负担很好理解,在校内要学习,出了学校同样是学习,学习必修科目肯定要付出努力,本来是全凭兴趣的玩也变成了课程,负担自然是重了。

(责编:实习生(赵异慧)、熊旭)

课外辅导机构的这种渗透不仅拉长了学生学习必修课程的“非自由时间”,也让本该纯玩的“自由时间”变得不那么自由了。

“这样,家和校之间的界线变得不清晰了。”林小英说,另外,学和玩之间的界线也不清晰了。以前,孩子踢球、游泳、吹笛子完全凭个人兴趣,孩子兴趣是否长久、能不能玩出名堂,并不太重要,玩就行了。但是现在,孩子玩什么都能找到专业课程。

林小英教授介绍,自己的大学同学在澳门一所学校当校长,学校有一个给家长的“温馨提示”:如果家长需联络老师,请在上学时间与老师直接沟通。非学校办公时间,除紧急事项外,老师将不再回应家长,以便老师能专注备课,及照顾家庭。

“你知道名校的课都是怎么上的?”一位初三家长王慧这样跟中国青年报・中国青年网的记者说,“面对一个新的知识点,老师并不是先讲授,而是直接在黑板上呈现几道题,让大家先做,然后指着其中一道题问学生:‘这道会不会’,如果下面的声音是:‘会’,那么这道题就过了,与此题对应的知识点也就过了。”

乌鲁木齐国际机场采取措施,运管委召开运行协调会,要求各公司及时发布延误信息,调整航班运力。各保障单位备勤人员均已到位,人员充足,各级领导进入一线;两区加强巡视,维持两区运行秩序,提供延误餐,安抚旅客情绪。实时关注气象信息,及时发布航班动态信息,做好地面保障排序工作,为天气转好后恢复重建工作做好备。(完)

普拉托说,尽管不知道疫情何时结束,但是确实看到了情况的改善,“笑声就是疫情期间最好的药物”。

为了帮助生活在武汉的外国人,湖北开通了60条双语服务热线,已经接听了23000余通外国居住者电话。此外,有关部门还在多个平台上以多种语言发布通知,提供有关预防和控制、健康事项、服务等方面的信息。

“每天下班之后我可以完全不看单位的微信群,但是班里的群绝对不能不看,以前是不敢错过老师的各种通知,现在有各种复习资料,一发就是一大摞,根本不敢错过。”王慧说。